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瘆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
早在1962年，一些“左”派学者就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重点抨击对象。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清官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的讨论范围，而进入一种居心叵测的阴谋斗争，他已经无可逃脱地成了批判的靶子。而风靡全国的“三家村”事件，终于使他走上了十年内乱开刀祭旗的凄壮祭坛。他被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脖子里灌满了晒得滚烫的沙粒，无数条皮带抽打着他那越来越枯黄干瘦的身子，无数双酷似魔爪的手在撕扯他的耳朵、头发，挖戳他的眼睛。头皮被掀揪，鲜血流满了面额……从那时起，他和他几十年鼎力倡导和创造的学术基业，遭到毁灭性的劫难就注定了。
现在，他要死了。
一豆油灯照着他灰白痛苦的脸。弥留之际，他依稀记起六个月前监狱长送来的消息，在苦难中突然旧病复发的爱妻袁震，已经与世长辞。临死时，面对朋友送来的一锅红豆稀粥，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觉得心里闷得慌，什么都吃不下，只想看一眼老吴……”此刻，他和爱妻一样，也将在巨大的悲愤中死去了。他可以忍受死亡，但他再也无法忍受临死前的孤独。他巴望着十五岁的女儿小彦和十一岁的儿子吴彰突然闯进来和自己亲热地拥抱，做最后的诀别。他企望与自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邓拓、夏鼐两位良朋益友作一次长谈，甚至他希望那个定陵发掘队队长、自己的学生赵其昌再来到面前，向他汇报定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