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制定发掘方案和具体步骤时，谭维四、郭德维等考古人员就为拍照、摄影等事宜进行过讨论。
自20世纪初叶瑞典人安特生、斯文·赫定等地质学家与探险家在中国示范田野考古发掘并使这门科学生根发芽后，考古人员在“挖土”和“取宝”的同时，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文字记录、测量、绘图、照相、摄影等一系列配套的工作，若无这样一套科学的操作规程，仅仅是打洞取宝，这便与盗墓贼没有什么区别了。二者的根本不同，用考古学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考古工作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按照以往的经验，凡中小型墓葬，只要在墓坑上部或边沿搭一个或几个木架，即可拍摄发掘场面与墓坑内器物摆放的情形。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发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河南辉县、北京明定陵等等一系列贵族与帝王陵墓发掘，这个操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到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之时，情形才为之一变，可谓裤衩改背心——上去了。作为竖穴木椁墓的典范，马王堆汉墓规模巨大，在当时中国已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无与之匹敌者（南按：明定陵为券洞式墓穴，类型有别）。因为规模巨大，从而开创了动用军用直升飞机高空拍摄墓坑与发掘现场的先例。后来在国内外发行的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的照片与电影，许多精彩镜头都是摄影人员乘坐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飞机在高空拍摄的。
当然，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之所以能开创调动军用直升飞机拍摄的先河，除了周恩来、郭沫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对此次发掘高度重视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外人知晓，或容易被后人忽视的巧合，这便是，一批军队高级将领此时正担任湖南省委和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自1966年毛泽东亲自点燃了“文革”导火索后，风暴骤起，各种名号的红卫兵像蝗虫、蟑螂一样从各个角落钻出，兴风作浪，除了在城市乡村制造混乱和打砸抢烧，还将平时作威作福的上层官僚们打翻在地。一时天下喧腾，山河改色。以前的高官大员，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等等，或被逮捕关进监狱，或被三拳两脚打趴在地关进牛棚，整天哇哇乱叫，呈哭爹喊娘状；或剥掉蟒袍玉带乌纱帽送入农场劳动改造，过着水耗子一样的落魄生活，只有6%的侥幸漏网官僚被留任。而此时猫在中南海丰泽园一间书房内悄悄观察外部动静的毛泽东，透过阴暗的格子窗那蛛丝密布的缝隙，眼见天下大乱已起，且乱得有些邪邪乎乎地不可收拾，隐约感到了一丝恐惧和悔意，于是灵机一闪，以他那超乎芸芸众生的巨大威严，下令解放军以“支左”名义迅速进入地方各级领导岗位控制局势，以免大火将整个红色中国烧成焦炭一堆。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0%以上的省级领导岗位均掌握在解放军高级军官手中，“文革”中后期的中国，因为解放军入主权力中枢，又使纷乱的大地增添了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神秘色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发掘，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卜占亚兼任湖南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政委李振军，兼任湖南省委书记。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之时，由周恩来亲自圈点，李振军担任发掘领导小组组长，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为发掘小组副组长。正是通过军队高级军官的人脉关系，在墓坑揭露后，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飞机才飞临长沙上空，开创了中国考古界利用最为先进的科学装备拍摄古墓发掘现场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