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的上升和其严重性，使人们大为担忧。罪案的本质，往往忠实地反映着社会的心态和其病态的一面。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著名的有关老鼠的实验，就是当大批老鼠住在一个缺乏活动空间的挤迫环境里，老鼠会开始侵犯其他同类，以至乎鼠吃鼠、强奸诸如此类。
大城市正是这样一个环境，人愈多，人的隔离反而愈大，不公平的情况亦更为尖锐，而恶劣的环境，更使戾气难以消除，于是丛生种种社会问题。
就像笼中鼠过多的鼠世界。
其次是世局的问题。
据统计每一次大战期间和其后，罪案都会急剧上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一九四六年的罪案比战前的时候上升了一倍。尽管以其远离战场的因素，较不受战火影响的美国，罪案也上升了三分之二，直至一九五四年前后，罪案的数字才开始回落。
但情况仍不乐观，跌落的只是抢劫和偷窃，但谋杀和强奸却是有增无减，显示了人口的增加，应验了“鼠口过多征象”。
战争或政治上的不稳定，造成人心的不安，打破了“正常”，使人产生了事事都不能以守法和常规行之的危险心态，短视的人铤而走险，希望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收益，道德的约束力在世局的压力下土崩瓦解，每一个人都为私利侃侃而言，形成了病态的社会。香港如此，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社会既不能带来繁荣稳定，惟有各展奇谋。但希望却永远存在，一个政治上的良好变化，乱世便可逐渐变成乐土，而且变化当在目前。
由乱至静的过渡期里，需要的是耐性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