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一支征尘仆仆的部队从南方前线撤下来的时候，坐在长长的军列里，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心态，多数人都怀着胜利返回的狂喜，也有死里逃生的庆幸，还有怀念牺牲战友的悲伤。这些人都是来自一个部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熟悉的人岑立昊都没有记住，却永远地记住了一张陌生的脸。
那是一张冷静的脸，微黑，粗糙，眼睛不大，戴着厚厚的眼镜，坐在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面前放着一个笨重的黑包。此人神情有些苍老，大约四十来岁年纪，岑立昊不认识他，别人介绍说这个人是一个战地记者，拍了很多照片。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岑立昊同他坐到了一起，交谈起来，知道他不是什么记者，摄影只是业余的，真实的身份是军区陆军指挥学院的教员，叫范江河，是随某某军行动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在湖南境内一个兵站里，被上一列兵车拉下了。
岑立昊说，既然是指挥学院的教员，该到团首长的车厢里去，那里有几个卧铺。
范江河连连摆手，叮咛岑立昊不要声张，他想跟战士们在一起，听听年轻的声音。
两个人谈起了战斗，具体到一个战例，范江河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要改变这种状况。
岑立昊问他是什么意思，范江河就打开了话匣子，说，这次参战很说明问题，和平时间太长了，而且又经历了一个除了胡来几乎不干正经事的漫长的“文革”时期，军队已经严重消退了战斗力。这次参战检验了部队的战斗作风和战斗实力，同实战的要求差距太大了。对方一个加强营的防御阵地，要用两个团以上的兵力攻打，还至少要用一个炮兵群的火力和一个团保障物资。就这样，我军的伤亡还比对方大。整个战争时期，我跟随行动的那个方向层层上报的累计战果，竟然是对方全部兵力的三倍，也就是说，按照我方计算的战果，对方的全部兵力被我们消灭了三次。哪有这样的事啊？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尤其可怕的是，我们有不少前线指挥员明明知道这战果里有太大的水分，但没有一个人去点破，就这么心安理得地评功评奖。我跟的那个团，把评功评奖评烈士搞得轰轰烈烈，却很少有人关注问题。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