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岑立昊反思，那天在圣彼得堡同考夫特那一番唇枪舌剑是不是多余了，是不是自己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尤其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之类的话，说得有点过，有点像赌气，还有点像泼皮无赖破罐子破摔，显得很没有风度。
反思的最终结果是否认。他觉得他是对的。尽管考夫特表现得文质彬彬，但是他毕竟是军人，军人看问题必然要站在军人的角度，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信仰的军人站在一起，一句话不说就是一种较量，一个动作不做也是对峙。在对峙的过程中，警惕是必须的，捍卫尊严更是必须的。
但是他又不能不承认，军事实力和军事科技的差距，归根到底来源于文化的差距。是啊，在许多国家都在忙活发展军事科技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干什么？他想起了十年前在彰河的厚冰上面同林林关于“卧冰求鲤”的对话，也许，他们在卧冰？这大约就是传统文化非常可疑的一面。类似卧冰求鲤的故事在中国不仅普遍，而且流传甚广，人们在认同“求鲤”的崇高的精神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最愚蠢的办法——“卧冰”，即便是认识到“愚”，更看重的也仍然是“孝”，因此对“愚”表示理解和同情乃至钦佩，而没有在办法上加以拷问和批判，更没有引发要改变这种办法的思考，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精神”而麻木于“办法”。抵御八国联军侵略可谓英勇，但是面对坚船利炮和来复枪，他们身上画着奇禽怪兽，脸上涂着猪胆鸡血，嘴里喊着“天神保佑，刀枪不入”，结果一排排、一堆堆地倒下了。精神可嘉，作法可悲啊！
考夫特说，一个国家如果过于看重社会科学，就会过分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淡化了人与自然的争斗，自然科学越是不发达的地方，社会科学就越是发达，但这种发达的社会科学不包括艺术，艺术同自然科学紧密相连。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