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莉亚住在岱纳区，那幢古老的大楼和这条街上其他的建筑物一样，也在等待这个城市不知疲倦的喷砂翻新。走过黑黢黢的门厅，富士电机的生物荧光灯只亮着一根灯管，昏暗的光线照着一面墙的残破小木门，依然完好的信箱为数不多。玛丽知道邮递员曾经每天将信件塞进信箱上的狭缝；这么想固然有它的浪漫，但看见这些小木门上泛黄的名片通报着早已消失的房客的姓名，她总会变得心情低落。走廊墙壁用U形钉兜住鼓鼓囊囊的电缆和光线，每一根都可能是某个倒霉的公共事业修理工的噩梦。走廊尽头是一扇门，门上的毛玻璃积满灰尘，另一边是已被废弃的庭院，湿气使得鹅卵石闪闪发亮。
玛丽走进大楼的时候，看门人坐在庭院里，屁股底下打开的塑料箱曾经装满了依云矿泉水。他很有耐心地在为一辆旧自行车黑乎乎的链条一节一节上油。玛丽走上第一段楼梯，他抬头看了一眼，但眼神里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无数代房客的鞋底磨掉了大理石楼梯的光泽，平面磨得向下凹陷。安德莉亚的公寓在四楼。两个房间，带厨房和浴室。画廊关门后，玛丽没法继续和阿兰在储藏室里的简陋卧室过夜，于是来到这里。此刻走进大楼，抑郁再次压向心头，还好新行头的触感和靴根踏着大理石的哒哒声让抑郁保持了一定距离。她身穿比手包颜色淡一些的宽松皮外套、羊毛裙和在巴黎伊势丹买的丝绸衬衫。她今天上午在圣奥诺雷郊区街做了头发，发型师是个拿西德激光铅笔的缅甸姑娘；昂贵，雅致，但又不至于太保守。
她摸了摸房门中央的圆形金属板，听见它轻轻响了一声，读取她的指纹模式。“是我，安德莉亚。”她对小麦克风说。铿锵声和嘀嗒声接连响起，她的朋友打开门锁。
安德莉亚湿淋淋地站在门口，身穿旧浴袍。她打量着玛丽的新打扮，然后微笑道：“你是得到了那份工作，还是抢了银行？”玛丽走进房间，亲吻朋友湿漉漉的面颊。“两者都沾点边。”她说完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