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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学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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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帝国继承了明帝国的遗产,统治中国。有些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发现,明帝国政府在统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劲,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太宽松。所以明帝国后期层出不穷的民变,除了天灾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也就是心学洪流让底层民众过分觉醒,让他们有理由去争取独立和平等。清朝统治者认为,王阳明心学是洪水猛兽,必须严厉禁止;朱熹理学最适合治国,必须高调提倡。

当然,清朝统治者们禁止的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对于已经趋向于朱熹理学的右派,他们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这似乎给了王阳明心学满血复活的机会,一批心学大师站到了清朝思想圣坛上。他们是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确切地说,他们是王阳明心学的修正主义者。

孙奇逢在明帝国就是名声大振的人物,他曾营救过被权监魏忠贤陷害的忠义之士,也曾带领全族抵抗过清军,明亡后,他带领弟子隐居深山,讲学不辍。清政府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绝,后来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终老,他活得几乎过了头,享年九十二。

孙奇逢原本是王阳明心学忠实门徒,认为“天理”两个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的,不是那些好为人师的人制定出来的。他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自得而来,和孟子的良知无关。他认为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过,王阳明心学中禅的成分太大,导致了心学左派的洪流在民间沸腾,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而在庙堂上,心学左派产生的畸形“东林党”,往往空谈,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国家的覆灭。他认为这样很不好,于是倾向于朱熹理学的“慎独”,也就是说,还是需要通过外在的种种规矩来修行才可以真切地体贴到“良知”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