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