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老者姓陈，名东轩，本是福建曾厝垵人氏，祖上也曾有人中过举人，所以便诗书传家，渔耕为计，过得倒也闲静。
但鸦片战争后，他家那带就成了军事要冲，战火不断，家中也没了宁静。而过往的渔港也不时有军舰往来，常有炮火，更是营生艰难。
日子虽没了富足，倒也紧巴巴地过了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各国都可以在厦门通商兴工，像陈家这样传统的渔耕人家也就更艰难起来。
直到一次一队俄国商人看上了他家的宅地，要强行收购，陈家人自是不肯背祖舍业，便坚决不从，直接告上了衙门。
此地的县官儿哪里愿意开罪洋人，况且和洋人勾结还落下不少好处，所以陈家直接告败，丢了祖宅，没了生计田产，被迫流落到亲戚家。
可惜那亲戚情况也如出一辙，朝不保夕。长辈们一合计，听说不少流离失所的乡族已全家跑去南洋谋生，据说有的活得还不错，颇有家财。
于是陈东轩的父辈们就带着家小历尽艰辛，终于在印度尼西亚扎下了跟，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到了南洋后，凭借着华人一贯的吃苦耐劳本性，加上先辈的经商头脑，十来年间，他们竟成了殷实的商人。
而后印尼的橡胶业兴起，陈东轩接掌了家业后就果断开厂在巴东经营了大片橡胶园，生意也蒸蒸日上。
但是正是这些凭借自身的勤勉和聪颖的华人，家业财富的日益壮大也为他们埋下了祸端，而这祸种就是当地的土著印尼人。
华人刚去时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当地土著虽说不上喜欢，但也不至于欺压。虽有些小奸小科，但华人一贯忍让，倒也相安无大事。
等到华人生意做大了，还要向他们买地租地，很多土著也就直接从野人做上了地主。华人的橡胶园开到了上千顷，而华人都是当地的首冲大富，当地的土著则靠着地租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