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一些奇怪的巧合……
我在《作者题记》里有解释，为何我以冯·卡门的一位杰出同事——钱学森博士——为那艘中国宇宙飞船命名。嗯，1996年10月8日我曾经在北京接受国际太空学会颁发冯·卡门奖——当时很感谢钱博士的私人助理王寿云少将帮我将我签名的《2010》及《2061》转交给了钱博士，我还许诺《3001》一出版，就会马上送一本过来。(有关那次北京之行的进一步细节见《3001：太空漫游》。)
长久以来，航天员列昂诺夫一直对我非常谅解。在那冷战方酣的年代，我把他的名字与被列入黑名单的萨哈罗夫并列，一定让他颇为困扰。我知道已逝的萨哈罗夫博士生前曾经收到本书，当时是由我的出版商伯恩斯坦带去的。
最近我在伦敦与列昂诺夫和奥尔德林不期而遇，令人喜出望外。当时我是应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之邀，参加《这是你的人生》节目。他们一反常态，事先并未告诉我邀请了哪些人，因此我可说是被设计的“受害者”……
说到阿波罗13号，就使我想到汤姆·汉克斯(他是《2001：太空漫游》迷——甚至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克拉维斯基地”)。他最近因为没有发邮件给我而向我致歉，原因是“因为我的AE-35组件坏了”。
我在1982年曾经说，木卫二的冰层底下有生命这个观念是霍格兰提出来的，他最近又因为说火星和月球上有外星制造物而声名大噪(或者说是声名狼藉)。事实上，他虽然在1980年1月将这个观念发表在《星与空》杂志上，但早在1978年，佩莱格里诺(Charles Pellegrino)博士已经将这样的构想投到许多杂志社去了。我在“致谢”中讲过，这是他们“筹划”伽利略任务最大的动机之一。现在时过境迁，伽利略任务虽然起头不顺，但目前已经获得辉煌的成功。我有幸在“北京会议”中遇到该任务的经理人奥尼尔(William J. O’neil)博士，他在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作团队，无论在技术上或工作热忱上，都值得嘉许。身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冯·卡门博士一定会以他们为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