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可真扫兴，贝船长心想。欧文·弗莱彻是个好人，他能上这条船是经我批准了的，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如果弗莱彻不是个撒巴拉人，又没有爱上那个当地姑娘，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了。那个形容“一加一大于二”的词是什么来着？协……啊对了，是“协同”。但是船长也不由得心想：事情大概没这么简单，大概还有什么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的隐情。
他想起了卡尔多的一番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卡尔多总有一番说辞。有一次两人谈到船员的心理，卡尔多这么对他说：“船长，不管承不承认，我们都是有心病的人。只要像我们一样经历了地球的最后几年，没人可能不受影响。我们的心里都有负罪感。”
“负罪感？”他当时觉得又惊讶，又不服气。
“是的，负罪感，尽管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是幸存者，是唯一的幸存者，而幸存者都会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内疚。”
这个结论令人不安，但它或许能解释弗莱彻的行为，解释许多其他事情。
我们都是有心病的人。
摩西·卡尔多，我不知道你的心病是什么，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应付的。但我知道我的心病，我曾经利用它来造福人类，是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它让我觉得自豪。
如果出生在早一点的时代，我可能会成为独裁者或是军阀。但是在我出生的时代，我的才能却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先是当了大陆警察局的局长，然后是太空建造计划的统帅，最后是一艘星舰的指挥官。就这样，我对权力的迷恋成功地升华了。
想到这儿，他朝着船长保险柜走去。保险柜的钥匙携带密码，他手上的是唯一的一把。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柜门平滑地开启，露出柜子里的东西：各种卷宗、奖章奖杯，还有一只小小的、扁扁的木盒，上面镶着银色的字母“S.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