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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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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新三种的校样送到我的案头,距离前四种的出版,已经八百多个晨昏。两年余的时间,前四种平均印数逾二万,在长篇,总的来说大体不竞的今天,这个成绩也可算不俗。作为丛书的创意方,我对成书的各位,以及与其事而最后因故未能出版的另一位作者感激而抱愧。对于出版社的认真,参与者都报以加倍的认真,既不计报酬或补偿的菲薄,也无惑于报端某些所谓“时俗”、“炒作”的议论。两年余来,对于这些议论,我们未曾作答,因为批评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仅以“帽子”为论,是算不上严肃的评论而无须作答的;然而今天,当我看完新三种的校样,目光停留在蒋丽萍女士那篇后记中长长的书单上时,喉间竟有一种硬塞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促着我必须写些什么对我们所尊敬的作者负责,也对我们共同从事的严肃的事业负责。

蒋丽萍的这份书单在丛书中是有共通性的,从七部小说所涉及的史料来看,每一部背后都有这样一份长长的书单,只是有的开列了,有的未曾一一注明。单纯的算术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写同样篇幅的现代题材小说,以各位知名女作家的才力,也许只要半年一年时间;然而她们却放下了驾轻就熟的路径,以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五倍的时间沉潜于那些连不少专业人士也不免望而生畏的故纸堆中。常常地,艰辛使她们数度想要中辍;然而感动,对自己所们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切肤揪心的感动,支撑着她们义无反顾。于是她们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批著作:并非戏说,也并不“先锋”;虽有大量的想象与虚构,却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因果链索;虽以富于历史氛围的切实描摹为共同特征,却又对历史作出了各具慧心的个性化解读。她们其实不仅大量占有了史料,更以心灵含泪叩问历史的纠结;于是她们在对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上下求索中,将读者带入了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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