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新三种的校样送到我的案头，距离前四种的出版，已经八百多个晨昏。两年余的时间，前四种平均印数逾二万，在长篇，总的来说大体不竞的今天，这个成绩也可算不俗。作为丛书的创意方，我对成书的各位，以及与其事而最后因故未能出版的另一位作者感激而抱愧。对于出版社的认真，参与者都报以加倍的认真，既不计报酬或补偿的菲薄，也无惑于报端某些所谓“时俗”、“炒作”的议论。两年余来，对于这些议论，我们未曾作答，因为批评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仅以“帽子”为论，是算不上严肃的评论而无须作答的；然而今天，当我看完新三种的校样，目光停留在蒋丽萍女士那篇后记中长长的书单上时，喉间竟有一种硬塞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促着我必须写些什么对我们所尊敬的作者负责，也对我们共同从事的严肃的事业负责。
蒋丽萍的这份书单在丛书中是有共通性的，从七部小说所涉及的史料来看，每一部背后都有这样一份长长的书单，只是有的开列了，有的未曾一一注明。单纯的算术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写同样篇幅的现代题材小说，以各位知名女作家的才力，也许只要半年一年时间；然而她们却放下了驾轻就熟的路径，以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五倍的时间沉潜于那些连不少专业人士也不免望而生畏的故纸堆中。常常地，艰辛使她们数度想要中辍；然而感动，对自己所们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切肤揪心的感动，支撑着她们义无反顾。于是她们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批著作：并非戏说，也并不“先锋”；虽有大量的想象与虚构，却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因果链索；虽以富于历史氛围的切实描摹为共同特征，却又对历史作出了各具慧心的个性化解读。她们其实不仅大量占有了史料，更以心灵含泪叩问历史的纠结；于是她们在对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上下求索中，将读者带入了诗一般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