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有不少人来医院病房拜访我。第一波是来自纽约警察局的几位警官，至少我记得的情况是这样的，要知道有些时候我可是吃了止痛药的。
“梅女士，我是巴克利警官，这位是巴雷特警官，关于您遇袭的事，我们需要问您一些问题。”
“我知道的其实不多，不过我会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
“遇袭时，你在做什么？”
这似乎并不是特别相关，不过，他们可是警察，我还是把真实的情况说了一遍。我在那儿拍关于“七一三”袭击事件的视频，还拍了23街上的一些示威场面。我是否觉得这样做挺危险的？是的，不过我还是想这样做。
我们过了一遍那天的场景里真实的细节：那带有千斤拳力的一刀刺中了我；那个死在我身后的人；地上那摊离奇的、让人作呕的不成形的尸体。
“你知道袭击你的人最后怎么了吗？”
我说话声音轻轻的，平常可不是这样，但是深呼吸给我的感觉像是又被刺伤了一样。“挺奇怪的。我知道不是安迪杀的他，虽然我知道安迪会这么做。不过，发生在那家伙身上的事太诡异了！”
“你的朋友安迪，他相机的存储卡不见了。”
“噢！天哪！”我说，“这可是个坏消息！”我对警察撒谎道。这样的回答我自己都觉得不怎么可信。“他拍的时候肯定都还在呢，他可不是业余的。”
“你不认为可能相机里根本就没有卡吗？”
我感觉这是在引导我背叛安迪啊。我决定多留点余地。
“安迪不太会犯这样的错，不过也有可能。有时候相机被晃动之后，卡槽可能会被晃开，卡就会掉出来。”然后我又额外补充道，“我们一定要找到那张卡！那个视频我们无法重拍的！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话的声音大了些，撒谎引发的肾上腺素压制住了疼痛。这样做可够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