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国外归来，深感收获不小，经过和外国政要的交流以及和专家的座谈，认为终于找到了中国教育和科技落后的病根。
作为教育家，有了想法就想表达出来。同时，他还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中国加入WTO后，有那么多方面不能跟国外接轨，有的虽然接轨了，却接得驴头不对马嘴，这让孔子很着急，他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
为使一些想法尽管付诸实践，孔子想先造造舆论。这日他打开电视，看看务虚界最近都在务些什么，是不是还在搞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如果有，就劝他们别争了，还是干点实事吧，一些发达国家这么多年没把这个问题搞清，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国家整得像个花园似的，人民很幸福，我们就别再整那些虚的了。道理整得再清，老百姓始终生活在污浊如猪圈的环境里，也不能说你是个好人。
可巧孔子看到李田鼠又在电视上讲《〈论语〉别裁》之“交友之道”，鼓吹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孔子这次出国本身是带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去的，看到人家几百年的发展成果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的积累，脑子中逐渐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直至有些外国的汉学家吹捧他，说是“他的思想塑造了一个民族”，“中国之所以长期稳定，历经五千年的历史而不中断，全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浸洇，历代统治者都把国当成家来治，岂有不把自己的家治好的”，这让孔子猛然醒悟到，是自己的思想塑造了一个保守、落后、愚昧的民族，痛感今是而昨非。与此同时，更有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吃饱了不干正事，谈玄论道，吟风弄月，一味地追求个人修养，硬是把人的上进心给消磨尽了。想想中国之所以几千年发展不快，一是儒家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只准有一个声音，就是现在的官场，评价一个领导班子好，也是说高度一致，没有杂音，悲矣夫！另一个就是道家思想过度地鼓吹无为而治，一切要顺其自然，老子、庄子、陶渊明、郑板桥等就是这类货。试想，如果都像他们那样生活，闲着没事就喝酒吹牛，农民不种地，工人不做工，知识分子不搞科研，神舟六号、七号会自动飞上天？想想他们，怎么不是扯蛋！在参观法国的**主义岛黎凡特期间，孔子就下决心，回去之后彻底否定自己的《论语》，没想这项工作还没着手，偏又看到李田鼠似笑非笑地还在讲《论语》，又提到陶渊明，更让他气不打一处来。加之情人节前夕给李田鼠写信，她竟一个字没回。念及此，当时恼羞成怒，“啪”地一下关掉电视机，随即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拨通赵飞机：“喂，赵总吗，我是孔老二啊。对，我回来了。接风？不要，改日我请你。不要客气，你听我说，我在“百家放谈”的放谈还要放下去，这趟出国，有不少新的感悟，想掺到《〈论语〉新说》中一块放出去，让国民重新认识《论语》，去芜存菁，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嗯，你认为可以是吧？我的讲稿你们还看一看吗？不看了？随时都可以放？那好，你给安排一下，我后天就去放谈。好，谢谢老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