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张献忠这个人物和那段历史，不知为什么，就像冥冥中有一只神奇的手，将写作、再现张献忠和那段历史，如同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又像童话世界中，那双穿在脚上就再也停息不下来的魔鞋，套到了我的脚上，驱使我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神差鬼使地，从百里外的成都，骑上摩托车，急如星火地赶到广汉房湖公园，去寻找、记录完好地保存了那段历史的一些有力片断，从而开始了写作。
朝霞正在升起。映在绚丽朝霞中的房湖公园，满目清翠，百花芳菲，雀鸟啁啾，绿草如茵。园中游人不多，非常幽静舒适。漫步园中，这里那里随处可见镌刻着古今名人题字、题诗的斑驳石壁、石碑，显出时间的久远。在天府之国四川，尤其是在成都平原上，许多公园，名胜古迹，都有这种独具的风景，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意味。
我最终久久伫立在“圣谕碑”前。这是张献忠建大西国的第二年（公元1644年）为扬威所建，质地是红纱石，通高210厘米，宽100厘米，厚19厘米。碑的正面上方镌刻精美的龙纹，很是飘逸，中有“圣谕”两个猶劲的大字。下为一行阴刻：“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从这里透出一股森然的警策意味。显然，这是为他以后亲笔撰写“七杀碑”理下的伏笔。“七杀碑”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然后是气势汹汹、挟风带雷的七个钢叉大字：“杀！杀！杀！杀！杀！杀！杀！”先人们说，张献忠的“七杀碑”自清朝至民国，一直摆在成都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里，过后没有了。无论“七杀碑”有，还是没有，至少可以从“圣谕碑”中，清楚地看到张献忠脉落思维的一贯性；这是他迷信武力、滥用武力，大肆屠杀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