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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袖章还没戴热,陈伦便失去了兴趣。虽然最终接受了联络员的职务,却干得一点儿也没劲。他向来我行我素,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强的个人意志。可在红小兵组织,屁大点的事情,都得集体开会商量,每次商量都几个小时。很多时候,一件很小的事,争论半天也没结果,于是推到下一次会议再商量,再争论。

结结巴巴读了不少大字报,见到了太多走资派挨打,陈伦烦了。当妈妈也被揪了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时。他感到这革命运动,实在没有什么好处。把本很清醒的人,都整成了神经病;把原本很亲热的朋友,整成了敌人,把人变成了牛鬼蛇神。

不过,他也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行为。一次让他几十年后,想起来仍心里隐隐作痛的荒唐行为。

那天,快中午饭时,自由街小学红小兵大队联络员双手插在兜里,带着两个比他个子还要矮的高年级队员,板着脸来到了学校。

学校里很冷清,罢课之后,除了几个住校的老师和校工,平时几乎看不到学生的身影。

下面的操场,有两条瘦狗在篮球架下刨着、嗅着;上面的操场,几个附近农村的孩子在疯跑。

陈伦和两个伙伴,一副领导视察的样子,煞有介事到办公室、各教室看了看,最后来到校长办公室。

门紧关着,陈伦用脚踢着那并不结实的门,提高了嗓子叫道:“王校长,王成刚,大白天你在屋里躲着干啥子坏事?”

门仍然紧紧关着,两个红小兵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又在窗户上听了听,对陈伦说:“屋里没有人,可能没有在家。”

“龟儿子王校长,不在学校里管好这些没有事情干的臭老九,跑哪里去了?”自言自语说完,陈伦转身朝伙食团走去。

伙食团的陈大爷看到三个戴着袖章的学生来了,颤着身子规规矩矩站在灶边,笑得脸上深深的皱纹堆在了一起,大声念着:“红卫兵小将辛苦了!欢迎到伙食团检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