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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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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把一个年轻人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这是很痛苦的。”姨妈摇着头说道,并也拿起一支香烟抽起来。

“我想,谁都受不了。”聂赫留道夫说道。

“不是谁都受不了,”姨妈说道,“有人告诉我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一种休息。一个地下工作者整天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神经总是绷得很紧,他们不仅担心自己,也担心别人,也担心革命事业,可是一旦被捕了,他们肩上的担子也就卸掉了,就该坐下来休息了。所以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一点也不悲观,还很高兴呢。不过,对于无辜的年轻人来说(当局总是首先抓像舒斯托娃这样的无辜者),这第一次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很痛苦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受到虐待,吃得不好,呼吸的空气也不好,总之,不管监狱的条件有多坏,他们都无所谓。即使条件再坏上两倍,他们也能经受得住,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第一次被捕后遭到的这精神上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遭遇?”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妈笑着说道,她虽然脸上在笑,但心里却痛苦得很。“他们第一次抓我的时候,是师出无名的,”她接着说道,“那时我二十二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我虽然必须忍受失去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苦的还是我意识到,我从此就失去了人的尊严。我想最后再看我女儿一眼,可是他们不让,他们让我立刻上马车跟他们走。我问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到了那里我就知道了。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审问过我以后,给我换上带号码的囚衣,把我带到拱顶牢房,打开门,把我推进去,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就留下一个荷枪的哨兵,他不声不响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往里瞅一眼,那时我真是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时,居然递过一支香烟让我吸。这么说来,他知道,人都喜欢吸烟;这么说来,他也知道,人都爱自由,爱光明;这么说来,他更知道,母亲都爱孩子,孩子都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没有心肝地剥夺了我所爱的一切,把我像野兽一样锁在这牢房里?这种打击不可能不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创伤。比如一个人,他原来是相信上帝的,相信人的,相信人和人都是互相友爱的,可是经过这样的打击以后,他就什么都不相信了。从那以后,我就不再相信人了,而且我恨所有的人。”她说完这番话后,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