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玉祥艰难筹组抗日同盟军的同时，蒋介石也加快了与日本妥协的步伐。所谓《塘沽协定》，只不过是这一妥协政策的结果。
蒋介石指派黄郭到北平做停战谈判，其实就是战败后来订城下之盟。对此，黄郭完全心领神会。黄郭到北平后，独自赶到日本公使馆，与日方代办中山从五月二十二日一直谈到二十三日拂晓四时半。结果，黄郭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五月三十一日，双方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到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低、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进前，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议并把长城以南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
与日寇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协定，连何应钦都有顾虑，特派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站到庐山去见指挥“剿共”的蒋介石，面请越权专遭的处分。蒋介石却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又是如何对待冯玉祥及其新组建的杭日同盟军的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高树勋等人曾回忆道：“由于冯玉祥一贯主张抗日。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威望，一旦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不仅察省人心为之大振，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很多人民团体、社会名疏、省市当局，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和祝贺。但是，同时也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多方攻击和破坏。蒋介石因对冯屡次劝阻无效，乃进一步发动宣传攻势，给冯加上了宣传赤化的‘罪名’，并且诬冯非真心抗日，乃系假借抗日之名以夺取宋哲元的地盘。同时对宋施加压力．使他逼冯离开察省。甚至对曾经以捐款接济冯氏的朱庆斓（即朱子桥）诬以贪污之罪，并要他立即前往南京，办理交待，使其对冯无法再予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