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虽然借行刺摄政王一举名震夭下，但也正是因行刺失败被囚吓破了胆，终生害怕遭人行刺。他北来郑州会晤冯玉祥的主要目的，是拉冯反蒋，夺回被蒋抢去的军政大权，成为华夏名符其实的第一人。时下，他突然听说蒋、冯暗中勾结，密扣他一行于郑州，故吓得魂不附体，也未及分析这份密电的可靠性，甚至和冯玉祥连个招呼都未打，便私自改变会议进程，提前登车南返，真是有失所谓政治家的凤范！
对此，冯玉祥却蒙在鼓里，心里极不痛快！数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次郑州会谈，对汪精卫一行不告而辞的行为，极为愤遭：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是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争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向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急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唉，这话哪里说起卜，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方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冯玉祥虽然不满汪精卫这伙大员不告而辞的行为，但他从汪精卫一行人的口中获悉了宁汉对立的实质，是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而在“分共”、“排俄”方面却不谋而合，达成了共识。冯玉祥依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遂决定在“共同反共”的立场上来调和宁汉双方，使他们能协同一致，进行军事上的所谓北伐。为此，他利用唐生智曾表示决不自己打自己，即决不打蒋，也不反蒋，于六月十四日给蒋介石发去如下这则试探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