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炙人的阳光洒在重庆通远门外一条清冷的小街上，刚过而立之年的赵中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重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日本强占去胶州湾，战胜之国反遭奇耻大辱，令身在海外的华工们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皆不愿回国。时逢战后的欧洲各国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因此，在西线参战的十五万华工返国者不过十之一二，绝大多数都留在了欧洲各国。
赵中玉当年离开广州前往欧罗巴时，带走了商铺涂老板所赠的银票和自己的积蓄，此后又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当华工翻译挣了不少洋钱，战后便独自前往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旅游参观，眼界洞开，思想上颇有收益。
而真正促使他在世界观上有一个重大改变，并因此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是他在苏联碰到的一位川东老乡。
在莫斯科期间，赵中玉参加的一次中国留学生演讲会上，台上的主讲人操着四川话向大家宣讲共产主义思想，当谈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赵中玉被台上激动人心的话言所感染，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赵中玉站起来走向了主讲人———下川东宣汉人王维舟。
“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自是亲切万分。王维舟时与一批共产党员被中共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维舟将赵中玉带至宿舍后，赵得以结识了更多的中共党员。言谈之中，自小便具有强烈英雄情结，不愿人生碌碌无为的赵中玉，不禁对这些胸怀救国济民雄心壮志的新朋友尤为敬重。此后，他又认真读了王维舟给他的几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赵中玉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实行社会主义。他经常和王维舟等共产党人讨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能通过王维舟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由过去的《新青年》改办的《向导》周报，上面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到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分析。赵中玉虽然身在异国，对国内的实际状况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影响，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