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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那几年挖出了一贯道三百多“祖师”,一百零四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

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1951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小连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

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小连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

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她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显摆他们家厕所的干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