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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等农村、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丟失了“北京人”的身份。

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老三届”,其实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几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让我最留恋最难忘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底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