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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三十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兴奋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

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势,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拧,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

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并且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

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得直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派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通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的炕席,谁不挨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