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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医院,才知道农场换了一大批人,各车间有“问题”的全调换来了,这里真正成了“问题”大本营。经历相对简单的青工班解散,柳阳和、赵瘪,甚至家在河对岸的孙银正也调回了西安。我没得到回城的消息,被留了下来。听说外调的人回来了,从场部“首长”那讳莫如深的眼光里,我知道一场动**正向我袭来,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待着,心里充满了恐怖。这种恐怖是发自内心的,不可遏止的,是被动又不能掌控的。像过山车即将到达顶峰的紧张,也像即将跳入旋涡的莫测。那种滋味儿就好像当今看恐怖片,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的出现,可怕的是它们出现前的渲染,强大的、无形的、致命的、无情的……

开始我想得比较简单,大不了再回后顺沟罢了。后来才知道,让我回去那是便宜了我,他们要像猫玩老鼠一样,把我玩个够……

我的农场“五七”青工战友们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服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旗怎么的,是嫌弃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

九十年代初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五七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从甘肃迁回的移民,政府重新给安置了,那片地界二十年前就变成了化肥厂。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

到家了。

老七走了,走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一天……只有两颗粒的玉米,又掉下一颗,还剩一颗。

抬头望着恭王孙“北去中原,万里云遮断”的词句,想哭,却没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