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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的时候,引出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助手席上坐着一位抱摄像机穿红坎肩的小伙子,便都以为电视台来采访画家舜铨,围着车唧唧喳喳地看热闹。

我问福根怎么弄出这么个人物来。福根说是雇来的,今日一整天他得为我们服务,让他照什么他就得照什么。我再看那红坎肩,抱着机子一脸恭敬,绝不像那些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三句话就瞪眼,牛皮哄哄的摄像师。于是知道花钱雇的与请上门的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福根说,我看表兄对祖坟的事甚为上心,为满足他的念想,才特地找来摄像,将祖坟的情况录下来放给表哥看,让他如身临其境一般。南方人的精细与周到令人佩服,我深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丽英要照顾舜铨,青青要上学,舅爷们对坟的事没兴趣,也各自去上班,能去黄花山的只有我与李福根。

我名是去祭扫祖坟,实则是为来日舜铨的骨灰安葬打前站。

福根名是去拜谒姑祖母,实则干什么我说不清楚。花这么大代价去寻觅一个扑朔迷离的姑祖母,这事总让人觉着蹊跷,觉着不可思议。

车出北京,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墙的小楼鳞次栉比,柏油路一马平川地宽直,较之数十年前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走过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简直是两重天地。然而越行,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很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之如外语一般,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而将姨祖母接进家门,他老人家对语言的欣赏水平也未免太糟糕了。

看福根与红坎肩的亲热与熟稔,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