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九岁那年，保拉认为我们应该划破大拇指，让我们的血液流进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费这个事儿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流着一样的血。我们是血亲。”
她不为所动。“我知道。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仪式本身。”
午夜时分，借着一根蜡烛的微光，我们在卧室里施行仪式。她用烛火给针头消毒，然后用纸巾蘸着唾沫擦掉烟灰。
我们把黏糊糊的微小伤口贴在一起，吟诵一本三流儿童小说里的可笑誓词，保拉吹灭烛火。就在眼睛还忙着适应黑暗的时候，她又自作主张地低声加了一段：“现在我们会梦见同样的梦境，分享同样的爱人，在同一个小时死去。”
我想愤慨地说“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灭烛火的气味把抗议憋在了我的喉咙里，而她的誓言没有被推翻。
帕卡德医生说话的时候，我把病理学报告一折二，二折四，执着地想要对齐页边。报告太厚了，我无法折得足够整齐。报告里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细胞的显微照片，也有引发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打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页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面前桌上的处方却薄得可笑，几乎没有实体。两者完全不相配。上面传统的（难以解读的）多音节草书仅仅是个装饰，药物的名称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条形码里，药房不可能给我发错误的药物。问题在于，这是能够帮助我的那种药物吗？
“听明白了吗，里斯小姐？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劲儿用大拇指按住一条不肯屈服的折痕。她坦白地解释了我的情况，没有使用术语或委婉语，但我依然觉得我漏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细节。她每一句话的开头似乎不是“这种病毒”会如何如何，就是“这种药物”能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