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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孙聊天,经常聊到一半,她就说:今天聊到这里吧。再晚睡明早上查房起不来了。然后就钻进被子睡着了。当个住院医师实在辛苦,有时候白班,有时候夜班,睡觉的时间老是不够。小孙的眼窝常常发青,她问过我是不是该涂眼晕。我说你想涂就涂好了,我没什么意见。她说岂有此理,涂眼晕就是涂给你看,你居然没了意见!看到别人忙忙叨叨,我经常感到惭愧,因为我老觉得可干的事情太少。翻完了Story of O,就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书了。但是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去干没意思的事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是去证明一个定理,或者发明一个体系。比方说,费尔马和爱因斯坦干的事就是这样。但是去证明一个定理往往会掉进陷阱里——有些定理可能没有证,遇上了一辈子都会陷在里面。而发明一个体系则谈何容易。想来想去,只有写小说比较有把握。但是自打认识了小孙,我就一个字也没写过。我写的小说,她每一页都要看,这就破坏了我的写作情绪。想想吧,昨天刚写出来的东西,今天就成了谈资,那是多么叫人厌烦。剩下只有一件事可干,那就是睡觉。

后来我又想把李先生和大嫂的事讲给小孙听,但是她不肯听,说道:我知道,大嫂爱上了李先生,这就结了吧?讲点别的吧。其实那个故事还长得很。用大嫂的话来说,一次爱情就像吃一个巧克力壳的冰棍。开头是巧克力,后来是奶油冰激凌。最后嘴里剩下一个干木棍。我所讲的李先生,连巧克力壳都没化呢。但是小孙不肯听。她说与其听你这些胡说八道,不如到外面去看死人。说完她真的从**爬了起来,拿了手电,到走廊上去了。

我想给小孙讲的事,包括夜里李先生和大嫂在一块坐着念俄文诗,叽叽嘎嘎,听得人好不心烦。那时候我躺在灯影里,大棉被也挡不住那些卷舌音。这时候我只好想象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带了队伍征讨俄罗斯草原。逮住了讲这种话的人,就让他们脑袋瓜子朝上,屁眼朝下,坐在削尖的木棍上。还有他们俩唱一个俄文歌,叫作嘎嘎林。一边嘎嘎,一边亲嘴,就像斗鸡一样;听了叫人头大如斗。后来他们听我咳得那么厉害,也有点不好意思,到外面去找地方了。但是那已经是开了春后的事。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在我面前表演。开了春以后,我们院子里就开始闹猫,天一傍了黑,它们就开始哀号。我总怀疑里面也有李先生和大嫂的一份。据说母猫的那玩意儿里长了倒刺,公猫插进去,就像插进了蝎子窝一样,疼得拼命嚷嚷。不知李先生和大嫂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