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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住在美国。1970年左右,他在乡下当过知青。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因为每次回家来,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他告诉我,他坐车不用买票,而且表演给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他就说:老于是知青!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乡下很快活,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这件事告诉我,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举例来说,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再补办个换房手续。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房子都没有空调,没有干净的供水,没有高高的院墙,门口也没有人守卫,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说,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无非是说: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何不办个结婚手续?只是过不了几天,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就会和我们离婚。然后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闹闹。据我所知,大家都有点烦这个。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得了数盲症。

我简直想患数盲症,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说道:对不起老大哥,遇到了问题。我拿起来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一概不知。我举起手来说;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开会了。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过去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等等,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发表宏论。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我说过,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这孙子是个例外。他是个工科硕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就是到了国外,这孙子又是个例外。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面露微笑。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捧腹大笑。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站在椅子牚上,双手掩住肚子,状如怀孕的母猴,在那里扭来扭去。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挣扎道:让我听听嘛!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人动手拧他——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这家伙是个贱骨头,挨拧很受用。等到乱完了之后,我就宣布散会。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改用近似算法。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蹩脚——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们都是天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出版了一个手册,一流装帧,一流插图,诗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释,但是内容蹩脚之极。手册的读者,我们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就要把我们都杀掉。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饰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