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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你会得到一个更切题的答案,大致如下:“是的,你说的自有一套道理。毫无疑问,强健我们的身体,不要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等等,是非常高尚的。但关键你看,没有人真的想这样。这意味着回到农耕的生活方式,意味着非人的辛苦,你不想要辛苦——懂得辛苦含义的人都不想要。你会这么说,只是因为你这辈子根本没干过一天活儿。”等等,等等。

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这等于说:“我们安逸——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就让我们安逸下去吧!”至少很实际。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进了机器的五指山,要逃走是千难万难的。但这个答案实际上还是逃避,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说“想”这样、“想”那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堕落的现代半知识分子,如果清早不喝一杯茶,周五不看《新政治家》,我就会死。很明显,某种意义上,我不想回到更简单更艰苦的生活,很可能是农耕生活。同样意义上,我也不想减少喝酒、偿还债务、做足够的锻炼、对妻子忠贞,等等。但从另一个更长远的意义上讲,我确实想做这些事;或许同样的意义上,我想要一个不把“进步”定义为让小胖子们过得更安全的文明。我列出的这些,几乎就是我向社会主义者——纸上谈兵的思考派社会主义者——解释他们是怎么把可能的追随者赶走的时候,我能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仅有的论点。当然也有老一套,就是社会主义终要来临,不论人们喜不喜欢,就因为那省事儿的一句“历史必然”。但“历史必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个“历史必然”的信奉,也没斗过希特勒。

同时,那些有思想的人,智识上往往为左翼,但性情上常常是右翼,徘徊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门口。毫无疑问,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个社会主义者。但他首先看到了社会主义者个体的愚钝,然后观察到社会主义的理想似乎很软弱,于是掉头走了。直到不久前,他们都会自然地转向冷淡主义。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典型的文人雅士还在写书讨论巴洛克建筑,高尚的灵魂不屑于政治。但现在这样的态度不容易了,甚至不时兴了。时局越来越严峻,问题越来越清楚,万物恒常(也就是你的俸禄总是稳妥的)的信念也不大流行了。文人雅士所骑的墙,曾经像大教堂隔间里的长绒坐垫一样舒服,现在却叫他如坐针毡,他越来越显露出要放弃一边或另一边的倾向。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么多十几年前还在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自身价值,觉得连去大选投票都太庸俗、玷污了文字的主要作家,现在却采取了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大多数较为年轻的作家,至少是那些小有成就的,从一开始就有“政治性”。我相信,到了危急关头,会有一种可怕的危险,那就是知识分子可能主要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只是危急关头何时到来还很难说,很可能取决于欧洲的事态,但可能两年甚至一年之内,我们就会走到决定性的时刻。到那一刻,任何一个稍有头脑或正义感的人,就会从骨子里明白,他应该站到社会主义这边。但他不一定会自发地过来,有太多古老的偏见在阻碍他。他需要被说服,人们要在理解他的观点的前提下说服他。社会主义者再也浪费不起任何时间去对已经皈依的人传道了。现在的工作是要尽快发展社会主义者,但常常,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反而在制造法西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