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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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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见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作“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就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任务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刚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的党。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后来,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