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见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作“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就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任务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刚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的党。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后来，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