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案期间，我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但这一次，我有了一个必须暂时放下手中工作的理由：4月15日是我和娜奥米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擅自给专案组放了假，邀请全体人员到家里吃饭。我们在草坪上支起长桌，在桌上垒满一盘盘的香肠、烤肋排、冰镇啤酒和吞拿鱼沙拉。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餐，没有昂贵精致的食物，没有烦琐的餐桌礼仪，一伙粗人反而更尽兴。作为贵宾，哈罗德坐在我和娜奥米旁边。在一群吵吵嚷嚷的老家伙中间，他的沉静犹如风眼。在一番插科打诨之后，我的妻子注意到了他。“哈罗德，你吃得太少了……”她探过头，“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
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脸色苍白。
也许是怕冷落了客人，娜奥米问哈罗德“犯罪预防与惩治委员会”具体是干什么的。哈罗德的脸上挂着虚弱的笑意，“您相信自由意志吗？”
我的妻子一脸迷茫地看着他。
“委员会的观点是，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哈罗德说，“人的所有行为，是大脑从外界受到刺激，经由神经元网络的一系列运算，最后输出反应的结果。人‘看’不到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更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我们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可能是大脑构造或者化学环境异常所致，也可能是个人的创伤经历、教育缺失或者恶劣的生长环境所致，又或许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论适用于我们观察到的绝大多数犯罪行为。委员会的工作，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和纳米微电极重塑罪犯的异常脑区以及部分记忆、重新设计神经元网络算法，把罪犯改造成一个‘正常’的人，从根本上杜绝他再次犯罪的可能……”
哈罗德的声音有一种令人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的魔力。我看到妻子的目光黏在他薄薄的、上下开合的嘴唇上，她的脸颊上泛起不自然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