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立，现年42岁，外省人。十五年前从农村来到市里，四处打工为生，五年前开始摆摊修理自行车至今。两个月前，他骑车时遭遇车祸，因脑震**住院治疗；治愈出院回家后再未出门，修车摊也没有再摆过。医院的资料证实，一个月前他曾在徐大夫处接受过心理治疗。至今未婚，一个人在旧城区老房子里租住了七年，警察上门检查时，手机钱包等“遗失物品”都还放在桌上。
银行记录显示，他的全部资产仅有银行卡中的两万多元；且事发当日，他曾试图用一张公交IC卡提取现金，结果被取款机吞卡。高铁南站工作人员作证说，他曾向大厅售票员询问自己“妻子”的下落。那天没有任何人接到过他的电话，他当天的通话记录中唯一一个号码，是电话公司的服务热线。
至于那张他“妻子”留下的分手字条，经过专业技术分析，核实无误，清清楚楚、毫无疑问地可以认定：那是一张超市收银机打出的购物发票。
薛霖说得没错，杨世立在接受催眠之前，就已经得上了严重的幻觉症，对于自己的姓名身份、经历记忆，以及对周围环境的一切感官都混乱了。例如，他自称“李响”，而真正的李响却是当时开车撞伤他的人。薛霖和贾迪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收集到了以往十二起自杀案死者的各种信息，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属于这种情况，无一例外。
按照薛霖的想法，这些病人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强烈的不满和压抑，各种欲望（婚姻、财产、情感等方面）无法得到满足，导致患上此症。徐大夫的催眠正是令他们的本我更迫切地要求释放，最终诱发了自杀。
“依我看，纯粹是扯淡。”贾迪轻蔑地吐口气，右手指着她说，“你说他们有病就是有病？我就认为是你那骗子医生害死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