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后，我重新回归到之前有序的平淡的生活。几个月后，周大宝从美国回国做复旦的访问学者，我们两个老友时隔多年终于又有机会坐在一起重新聊聊天。
“余欢这事真是太可惜了。”周大宝点了支烟：“她要是当年读了理论物理，也许咱们中国真能出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摇摇头：“事已至此，让故人安息吧。”
“对了，我记得你之前给我发过微信说在伊帕戈斯岛上找到了余欢的消息？”周大宝好奇地问。
我想起自己在岛上最后一天时，曾经很高兴地告诉周大宝进展，不过后续就没有再告诉他了。
“嗯，不过后来，我又收到了个信封。”我大概描述了一下老高夫老婆给我信封的过程。
周大宝的神色却突然凝重起来：“老赵，这事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怎么？”我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上回通电话的时候，咱们说过杨氏双缝实验。”周大宝说。
“嗯，强观测行为会让未来的电子云坍塌。”这个理论让我印象深刻。
“和杨氏双缝实验齐名的，还有另外一个延迟选择实验。”周大宝难得地有耐心地解释道：“简单地说，延迟选择实验就相当于在杨氏双缝实验的基础上，在两条缝上都分别装上粒子探测器。打开探测器开关，我们就能够知道某个粒子究竟是从哪个狭缝中过来的；关掉探测器开关，我们就不能知道粒子的来源。首先我们发现，打开探测器开关，我们得到的是两个单缝衍射条纹；而关闭探测器，我们得到的是双缝干涉条纹，再这一步说明的依然是，观测会决定结果。
但进一步发现，即便粒子已经通过了狭缝，如果我们这时拨动探测器开关，条纹仍然会发生相应变化，然而依照经典理论，不论粒子在双缝处发生了什么，当粒子通过双缝之后都不应该再被双缝所干扰了；这个结果就好像双缝的影响被「延迟」到粒子运动到屏幕的那一刻才体现出来，所以叫作延迟选择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