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浪笼罩的吴淞，和十三年前的瑜州没什么区别。
这是我在认识尚不趣之后，第六次回忆。
那时候我一身整洁的，蹲坐在热气蒙蒙的马路牙子上，嘴里还叼着一根嗤嗤叫唤的烟。面前奔流不止的车流，从家乡的这头流到家乡的那头，跟随着年久失修的红绿灯而潮起潮落。来来往往的车辆卷起层层沙尘，唰唰地落在我锃亮的皮鞋上。没有人看着我，叔本华病毒把他们变成冷漠的候鸟，依仗智力追逐适当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像个旁观者，看着二十二岁的我，想象着曾经。
那时候视网膜上闪过几条警告，提醒我控制紧张情绪。我随意地划掉它们，吐掉那根要烧到嘴唇的烟。心脏咚咚作响，眼睛前蓝色字样变成红色，像街头微微闪烁的红灯。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横冲直撞，无视着面具调控中心的警告。
在太阳西沉那刻，我走向车水马龙，大脑命令着身体释放出主导勇气的激素。二十二岁的我是十字路口的安全岛，将所有鸣笛抛向脑后。我望向街对面血盆大口的铁门，情绪的监控数值已经抵近阈值。那附在脊柱上的情绪微调装置刺激神经元，释放降低肾上腺素的命令。我很清楚在此时放弃，意味着功亏一篑。
“轻爵？站在路中间干嘛？”母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妈妈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走，回家说。”
牙齿研磨得咯咯作响，“不了，我不去证券公司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死死地拽紧拳头，大脑和阿尔贝·沃茨面具兵戎相见。大脑的殊死抵抗让我有了机会，我吸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着，“我考上了警察学院，我要当警察。”
我记得她要说什么，说我那因公殉职的外公，说我那腿部残疾的父亲。心脏变得像是架子鼓一样，咚咚声经由骨头传到全身。耳朵里母亲的声音扭曲变形，成为怪物的尖啸。我看见乱成一团的世界，每样东西被一团施涡给吞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