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甚至没有准点上班。带着宿醉的头痛从噩梦中醒来时，已是将近中午时分，开了手机，十多个未接来电，大部分是L的，还有些来自电视台的更上层头头。我晃晃脑袋，慢吞吞地去冲了个淋浴，弥漫全身的脱力感和自我厌恶感，终于提醒了我当初为何要决心和酒精分手。
开车到电视塔时，我已经做好了为这个节目收尾的心理准备，以及面对悲惨的个人前景：可能得换个行业混混了。
L在过道上一把揪住我的胳膊：“你跑哪里去了！我找你一上午了。”
“嗯？”
“我们得找个地方谈谈。马上。”她说，眼睛闪闪发亮，“也许我们还有救。”
我皱眉，昨天的案件都在全国广播网上发了，我看不到还有什么挽回的余地。
L把我拖进办公室，反扣上门。
“有人向我们求助了。”她说。
“现在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我没来得及把“再揽下一个烂摊子”这句话说出口，L已经调出手机中的通话记录。
我听完，默然。
“我们可以跟他们做笔交易。”L说。
“就算没有行政命令掐死我们的节目，我也看不出还有接着做下去的价值。”我说，“我们可以换角，我们有一大堆想当超人的家伙投来的简历，但就没几个正常人。一号是正常人，他被我们逼跑了。不是说我们不对，这整件事就不对。这世上没超级英雄待的地方。”
L等我发泄完，静静地说：“我们可以找专业真人秀演员。”
自然她是对的。我闭上眼迫使自己冷静，因为少年误杀案，现在收视率和网络关注跳到了新的高位，放弃太可惜了。我们可以让编剧班子写剧本，租用场地，事先协调好各层关系。不再让情况失控。这是在我手里炒起来的最火的一档节目。我想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