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天转眼就过。老卢做了很多努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告诉政府我的研究成果。结果官员去咨询了地震局，听说了老卢的民科背景，外加我这个幕后研究者的丑料。官员好声好气地说：“我们不能光听一家之言，要找专家团评估。”
老卢气得直骂娘，恨不得把八辈子说过的骂人话都说出来。他不知道怎么没听住劝，打电话让公司的人都跟着去站桩闹事。公司员工们稀稀拉拉地排着队，跟着慷慨激昂的老卢喊口号。只能说群演找的实在不够称职，旁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城市新闻的记者赶到了现场；再过了一会儿，警察出动了。这座城市也就那么大，消息随着新闻的播出传遍全城。为了让新闻更有趣味性，记者甚至添油加醋地把老卢的主张描绘了一遍，充满了讽刺的味道，连带着我们也成了笑柄。
听说那天最后闹得很不愉快，老卢回来的时候是被警察礼送回来的。他刚回到别墅就操起一根铁棍，狠狠地对着几百万的车砸了下去，还一边“亲切”问候着别人的亲戚。
于是，他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我倒觉得这是好事，要是政府信了我这超级不靠谱、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才实现的事情，那岂不是很尴尬？
我的生活倒也惬意，该吃吃该玩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做出了成果，还是因为心灰意冷而消沉，老卢也没在意我翘班。我在进行最后的狂欢。如果最后没有地震，老卢会怎么看待让他闹出大笑话的我呢？
就在这时，我的父亲给我打了电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第一句就是关心老卢：“你们那老卢上电视了。”
“我知道。”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了。夜光灯下，霓虹灯花花绿绿。在这座完全不属于我的城市，我又蹉跎了很多年。下一站在哪里？人生会怎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