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寺里的钟敲过五响，我就得起床开始扫地，从新修的藏经阁一路沿着木长廊扫到石台阶，再从石台阶扫到寺门口那棵张牙舞爪的千年老槐树。
至于扫地过程中默诵的是《楞严经》《法华经》还是《金刚经》，得看当天的空气PM2.5数值落在哪个区间。我咽喉肿痛，我心无旁骛。
随便哪个香客都能看出，我并非佛门中人，我出现在此处，只不过与其他周末研修班的俗家弟子一样，为了逃避。
就像那些在雍和宫外佛具商店里购买电子念佛机的人们，将电子念佛机摆在家里，按动按钮，它便开始诵读经文，每逢整点或者设定好时间，还会发出跟庙里敲钟一样空旷幽远的“duang”一声，仿佛这样便能消除业障，净化自身。我时常想象着在罐头般拥挤的地铁二号线里，所有的电子佛盒同时响起的情景。所谓的“禅”或许便是这一瞬间与现实生活的抽离感。
就像吃素，我怀念北新桥那家老汤卤煮。
媳妇儿回了老家，我注销了手机号，删除了所有社交网络上的数据，甚至改名法号“尘无”。我只是希望那些疯狂的人们不会再找到我。
我受够了。
一切都是从那个夜晚，从那个貌似无厘头的疯狂点子开始的。
万总买了账，连夜召集产品技术进行开发，老徐布置市场创意和策略，而项目最最核心的部分，便义不容辞地交到了我手里。
去找一个愿意为这款App开光的大师。
老徐要求全程跟拍，做一个病毒视频进行传播。我开始万般推托，一会儿说家里三辈基督徒，一会儿说媳妇儿在待孕期间，禁止接触生冷食品、动物毛发及一切灵异事件。
老徐只回我一句话，“你的主意，你不做，就滚，耶。”
我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地遍访名刹古寺高僧，包括隐居在皇城根各个角落的仁波切们，可每次把价钱谈妥后只要一掏出摄像机，高僧大师们便脸色一沉，“阿弥陀佛”几句，掩面而逃。我们也曾试过偷拍，但香火缭绕外加镜头抖动，效果实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