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七岁那年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深深的抑郁，房东太太说服我去见她的心理医生，并威胁我说不接受一个疗程的心理咨询就要把我和我的脏屁股踢出公寓楼，我明白她是怕我在起居室里服毒自杀，后来我还是深深感念着她的好意。心理医生是个留着弗洛伊德式大胡子的瑞典人。“不，我不是心理医生。”见面聊了几句之后他说，“我是精神病医生。这也不是心理咨询，是心理治疗。你需要服药，先生。这些小药丸可以让你不再总是梦到姐姐的坟墓。”
“我不害怕小药丸，医生。”我回答，“只要医疗保险能够支付。我也不怕梦见亲爱的姐姐，就算她一次又一次地从坟墓中爬出来。我害怕的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你感觉到了吗？医生，嘀嘀嗒嗒，像秒针一样，这儿，那儿，永不停止。”
医生饶有兴致地俯身过来：“讲讲你所说的变化。”
“有种东西在死去。”我左右望望，低声说，“你嗅不到腐烂的味道吗？电视节目里的评论员、报纸专栏作家、网络聊天组，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像暴露在DDT中的蚊虫一样大规模死去。”
“我看到的，是社会与民主的进步。你有没有想过某种阴谋论的精神症状使你怀疑一切，包括和谐的文化氛围？”医生向后靠，交叉着手指。
“你也曾经年轻过，医生，那个敢于怀疑一切的时代。”我焦急地提高音量，“在那个我们不知道会成为什么人、但明白自己不愿成为什么人的时代，在那个充满斗争又充满英雄的时代。”
“当然我怀念年轻的时候，先生，谁都会。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是成年人，要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乃至人类文明和物种延续的天然职责，我的建议是回去定时服用这些小药片，把你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丢掉，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周末时钓钓鱼，每年出去旅游一趟，在合适的时候找个女孩成立一个家庭—当然我们还没有聊到你的性取向，请不要当作歧视—然后生个孩子。”医生戴上眼镜，翻开记事本，用暂停的手势打断我即将脱口而出的争辩，“现在，让我们谈谈你父亲和姐姐的问题吧，童年创伤对那些小药片的组成很重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