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孙聊天，经常聊到一半，她就说：今天聊到这里吧。再晚睡明早上查房起不来了。然后就钻进被子睡着了。当个住院医师实在辛苦，有时候白班，有时候夜班，睡觉的时间老是不够。小孙的眼窝常常发青，她问过我是不是该涂眼晕。我说你想涂就涂好了，我没什么意见。她说岂有此理，涂眼晕就是涂给你看，你居然没了意见！看到别人忙忙叨叨，我经常感到惭愧，因为我老觉得可干的事情太少。翻完了Story of O，就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书了。但是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去干没意思的事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是去证明一个定理，或者发明一个体系。比方说，费尔马和爱因斯坦干的事就是这样。但是去证明一个定理往往会掉进陷阱里——有些定理可能没有证，遇上了一辈子都会陷在里面。而发明一个体系则谈何容易。想来想去，只有写小说比较有把握。但是自打认识了小孙，我就一个字也没写过。我写的小说，她每一页都要看，这就破坏了我的写作情绪。想想吧，昨天刚写出来的东西，今天就成了谈资，那是多么叫人厌烦。剩下只有一件事可干，那就是睡觉。
后来我又想把李先生和大嫂的事讲给小孙听，但是她不肯听，说道：我知道，大嫂爱上了李先生，这就结了吧？讲点别的吧。其实那个故事还长得很。用大嫂的话来说，一次爱情就像吃一个巧克力壳的冰棍。开头是巧克力，后来是奶油冰激凌。最后嘴里剩下一个干木棍。我所讲的李先生，连巧克力壳都没化呢。但是小孙不肯听。她说与其听你这些胡说八道，不如到外面去看死人。说完她真的从**爬了起来，拿了手电，到走廊上去了。
我想给小孙讲的事，包括夜里李先生和大嫂在一块坐着念俄文诗，叽叽嘎嘎，听得人好不心烦。那时候我躺在灯影里，大棉被也挡不住那些卷舌音。这时候我只好想象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带了队伍征讨俄罗斯草原。逮住了讲这种话的人，就让他们脑袋瓜子朝上，屁眼朝下，坐在削尖的木棍上。还有他们俩唱一个俄文歌，叫作嘎嘎林。一边嘎嘎，一边亲嘴，就像斗鸡一样；听了叫人头大如斗。后来他们听我咳得那么厉害，也有点不好意思，到外面去找地方了。但是那已经是开了春后的事。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在我面前表演。开了春以后，我们院子里就开始闹猫，天一傍了黑，它们就开始哀号。我总怀疑里面也有李先生和大嫂的一份。据说母猫的那玩意儿里长了倒刺，公猫插进去，就像插进了蝎子窝一样，疼得拼命嚷嚷。不知李先生和大嫂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