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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双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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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我写了一篇《基层行政的僵化》,在《大公报》发表之后,半个月里我接到了若干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来信。秋来气候变得太激烈,旧疾时发,执笔维艰,未能一一答复,因之我想在这里再借《大公报》的一栏篇幅把上文未尽之意,或是可能引起误会的地方,加以申引说明。

批评者的论点

有一位朋友很率直地问我是否想做司马光。他说:“自历史言,保甲制固曾中衰,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彼时交通不便,行政人员又未受训练,加以主其事者刚愎自用,所托非人,以致未见实效。今则不然,上述之阻碍已不存在,更有进者,吾国现处数千年之大变局,兴革万端,而人民之程度犹未达自觉之境,故所兴所革必自上为之,保甲制乃深入民间之执行机构,正宜加强其效力,而先生反提回原之论,其将以现代之司马光自期乎?先生岂知腐儒之已成历史之陈物乎?”

我是否想做司马光,无关宏旨,不必置论。在这段话里,在我读来,却包含两个很重要的论点,我愿意代为发挥一下:

一、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是出于客观情势的限制,包括技术和行政的条件。这些限制使企图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改革家无法贯彻他们的主张。司马光之流的“腐儒”不过是在客观条件所发生的事实结果上做做文章罢了,并没有实在的力量。现在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可能,而且跟着铁路、公路、飞机的应用,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在形成中,这时需要的应当是怎样因势适情地去加强这集权制的机构,现代司马光不会发生作用的。

二、为什么要集权呢?这位朋友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意见。中国社会的需要现代化并不是由于自身矛盾的爆发,而是所谓“外铄”的,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所引起的。于是感觉到需要变和明白怎样变的人并不是大众,而是少数的先知先觉。少数人为了全体的适应于现代社会,必须设法去“改良”大多数人的生活。这里所谓“改良”就表示了我在上文中所说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中央权力的加强正合于推行这种改良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