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在崇祯时代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那种负有独当一面重任的高级官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前面我们业已列举过崇祯朝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的名单，那一数字或许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朱元璋时期，吏治甚严，高级官员常因一点小事掉脑袋。当时的官员每天下朝回家，总要痛饮一番，以庆祝又苟活一日。这事见诸史料，有点夸张。但崇祯朝的高级官员，虽然不至于如此夸张，却也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洪承畴在打定主意决定投降清朝之前，脑子里是否走马灯似的想起过他的同僚们的结局呢？比如熊廷弼，比如王化贞，比如杨镐，比如杨鹤，比如杨嗣昌——这是一个可以继续开列下去的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要么死于当权者制造的冤狱，要么死于崇祯的一纸诏书，要么死于事败后的畏罪自杀。
但是，与一代名将袁崇焕之死相比，上述官员的死已经算得上非常体面，非常人性化了。
说及袁崇焕冤死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血腥的词语：凌迟。古代中国的刑法，可谓集人类残酷之大成；而凌迟，是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者。所谓凌迟，民间通俗地称为“千刀万剐”。要言之，就是把受刑人绑在柱头上，再由刽子手用锋利的小刀，把受刑人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割下来。至于这个倒霉的受刑人到底该挨多少刀，这要由有权决定他的命运的人发话。凌迟作为一种刑法，始于五代，那时一般是八刀到一百二十刀。到了朱明，这一数字升级到了一千刀到三千刀。血肉之躯要想承受一千刀甚至三千刀之后才死去，这需要刽子手的精准技术。显然，把死亡的过程拖延得如此漫长，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受刑者的极度痛苦来警告世人：若敢作奸犯科，这就是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