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件刚从古墓里淘出的玉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晚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腐朽而又迷人，晦气而又诗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这个消失的时代留给后人的背影，总是充满了传奇和玄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郭沫若先生在反思这段业已远逝的风景时，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几乎可以断言，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任何一个企图从历史这座老宅子里有所发现的人，都会对明朝，尤其是晚明产生浓烈的兴趣。
我亦然。
1999年到2000年间，我刚从川南自贡漂泊到成都，躲在棉纺厂附近的出租房里写作我的第一部历史随笔《历史的B面》——那时候，市面上除了余秋雨，还鲜见以历史为挖掘对象的作家。次年，这部由十多篇随笔结集的书面世后，我无意中归纳了一下，其中以明史为素材的篇幅，竟然占了全书三分之二以上。于是乎我恍然明白，对明朝，我那是相当地偏爱，而对夕阳衰草的晚明，更是情有独钟——万历为何从中兴走向消极怠工？天启为何对魏氏阉党恩宠有加？崇祯为何励精图治却成了亡国之君？李自成为何不能霸业有成？满洲为何能以数万铁骑纵横天下？南明为何不能作又一个偏安的南宋？季世的士大夫为何才华横溢却又醉生梦死……种种当年往事，虽然已经整整过去了六个多甲子，但它仍然能勾引起我们的隐痛与伤惘。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有必要以晚明史为线索，剖析在这个老大帝国分崩离析之际的几个关键人物——关乎他们的宿命与选择，也关乎他们的挣扎与陷落，拯救或逃离。
大约在2004年，也就是甲申之变三百六十年之际，我和本书责任编辑徐兄卫东相识于网上，言谈甚洽，进而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接下来是一年多的劳动。说实话，在我业已出版的二十多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这部书是写作最艰苦，也是最认真的。写作完毕清理参考书目时，我小小的书房里堆放的参考书足足有两米多高。也许，正是站在这些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眺望到更为遥远、更为细小的事物。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卫东兄的严谨和认真，为了一个词，一个人物或一个官职，我们会在电话里扯上老半天。正是这种严谨和认真，让我明白为什么中华书局这个老字号出版社能够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