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希望能够在繁华的北京混上几年，攒下一笔钱，而后光鲜亮丽地回老家，盖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终于在一个春天，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我和母亲坐火车来到北京。
他在陌生的车站买了张地图，又凭着少得可怜的地理知识，很快在一个名字奇怪的胡同里安顿下来。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他具体干些什么，他有时会拿一把小葱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个我不知道如何下口的棉花糖，有时还会给母亲捎一小块布，让他攒多了给我缝书包用；晚上，他便去租一辆三轮车，到处转悠着拉客。
6岁的我待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胡同里，憋得难受，便常常闹着要与他一起出车。他起初不同意，但最终答应下来。初春的北京，风很大，也很冷。我瑟缩在车里，披上他的棉大衣，带上破了两个洞的帽子，看路上的行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在说话。
他说：“儿子，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老爸就会给你们娘俩买一套楼房，还会买辆轿车，风风光光地开回老家去。”我在塑料布围起来的车厢里，感觉他的话被风撕碎。
那一晚，他骑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拉到一个客人。而我在他的“专车”里，冻得大病了一场，将他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全部花光了。
我自此知道，他在外面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英勇，而且，那些他捎回家的零碎东西，也不像是劳动的报酬。
有一次，我站在胡同口的马路上，等他回家吃饭。远远地看到他飞快地跑过来，后面还跟着几个男人。他拉着我一起七弯八拐地往胡同里冲去，很快将那帮人甩开了。他在一根电线杆下蹲了许久，气平了，惨白的脸转为昔日的黑红，这才笑着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豆掏出来，朝我晃晃说：“看，这是今天老爸跟他们赛跑迎来的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