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元旦刚过的一个早晨，才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同学们一起被集合到学校操场的广播前，听那里面传出的一个沉重缓慢的男声宣布着一个伟人的死讯。当时懵懂无知的我对广播里不断出现的“逝世”一词感到好奇。记得那天一放学，我跨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妈，‘逝世’是什么意思？”已经缠绵病榻多年的母亲沉吟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就是一个人死了。”“那‘死’又是什么意思？”
母亲把目光投向一处仿佛很远的地方停留了很久，才把我拉到身边一边轻抚着我的头发，一边缓缓地向我解释道：“死，就是一个人睡着以后再也醒不来了……”
七个月以后，母亲永远地走了。
幼年丧母是人生一大悲哀，面对这种悲哀，我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霍桑曾经说过，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事实上，对于母亲永远的离去或者说死去的概念的彻底理解和认知，是她死后两三年的事情了。在此期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她还会回来的，一如往日那样站在家门前等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等我张口叫一声“妈”，接下来便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当我终于让自己认识清楚了死亡给予死者和生者在感受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时，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少年了。
我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失去了母亲的生活等于同时摆脱了一种约束，一种引导，一种由于时时提醒于耳际的叮咛之下的自我行为修正，一种来自于母亲的柔性温暖。于是，刚好到了需要无拘无束成长的年龄的我就更加恣情任性地疯长了。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带给我的快乐，同时也在日后承受了自己必须交付的代价。这是很久以后当我屡屡碰壁痛不欲生，不禁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得出的结论，但在当时我并未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