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里德曼的理论里，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灵活变化，货币的变化并不会引起“自然失业率”的变化。然而学者们对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经合组织）的研究发现，自然失业率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变动相当剧烈，仿佛“脱了缰的野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然失业率远高于被誉为“黄金年代”的50～70年代。尽管，弗里德曼认为是工会的建立、更高的失业补偿、最低工资制度等因素导致了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但是这些无法解释80年代自然失业率的上升。比如到80年代时，工会组织的影响已经明显减弱。
新凯恩斯主义者重新从需求角度解释失业率的上升。他们认为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料上涨，特别是石油危机期间原油价格的冲击，美元利率的上涨，以及“动物精神”导致的投资下降都使得总需求下降。由于工资刚性和价格黏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无法出清，非自愿失业长期存在。
宏观政策上，新凯恩斯主义者就认为货币对于经济是非中性的，货币一定会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货币政策不能采取弗里德曼所说的单一规则，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予以干预。与凯恩斯主义者不同，新凯恩斯主义融合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部分的主张。他们认为高通胀率是有害的，通胀越稳定越有利于经济发展，控制通胀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政府干预的程度上，新凯恩斯主义者们还没有统一的意见，相当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认同凯恩斯的相机抉择机制。但是，他们都认为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