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七月初二，罗汝楫的奏章上来了，略云：
左奉议郎、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胡铨文过饰非，益唱狂妄之说，横议纷纷，流布遐迩。若不惩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窜逐，以伸邦宪。
胡铨的那些头衔我们且不去理他，宋代的官制很复杂，头衔中有的是薪级，有的是差遣，有的是职称，有的是荣誉，其实他就是福州威武军判官厅的一个小办事员。这样的奏章你说他一剑封喉也好，说他狗屁胡话也好，反正通篇都是劈头盖脑的谩骂和满天飞舞的棍子与帽子，就如同八百多年后泛滥在这块土地上的大字报一样。所谓的“文过饰非”，究竟“过”在哪里、“非”在何方？而“狂妄之说”又都“说”了哪些内容？你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没有。此等谩骂还不如贾府里的焦大，焦大至少还是骂得有根有据的：“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一一皆有所指。其实，奏章中真正的关键词是“益唱”，这个“益”是越发、更加的意思。既然是越发和更加，那就存在着一个参照系——原先的某桩事和某种程度。很显然，这是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那就先说说原先的旧账。
宋史上的胡铨（字邦衡）是一个金刚怒目、以决死姿态争取表达自由的壮士。他的上疏发生在绍兴八年十一月，也就是第一次绍兴和议期间。在此之前，朝廷上下反对和议的奏章也有不少，但立论多以“金人多诈，和不可信”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以一种屏息而仰视的姿态向官家进言，选择了一种比较温和而保险的切入角度和语调。胡铨的上疏之所以石破天惊、成为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除去他主张斩秦桧等人以谢天下而外，其批判的锋芒还直逼官家本人，语调亦咄咄逼人，毫不忸怩。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