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我早年思想[15]
往年旧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兹略有补充,题曰: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此一大关键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时,先父未曾教我一读儒书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会一般开蒙读书,通是诵读《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一类古籍,况在世代诗礼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为教却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盖谓童稚之年不晓其间义理,且容后图。于是我读书入手即读上海出版之教科书。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中所说: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而从我好为观察思索的头脑,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厌世出世一路去了。
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盖认定“人生是苦”实为古印度社会的一种风气,是即其所以产生佛法者;而我从少年时思想上便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从来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恰恰与此相反。试看往时人人必读的《论语》一书,既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而全部《论语》都贯串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地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此其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寻孔颜乐处”之倡导了。
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