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传统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之一，小说创作的状况和水准往往成为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的指针。2015年、2016年，广东文学的情况亦从广东小说的写作可见一斑。这两年，广东小说的创作呈现出集群性的特征，各方面的小说作者所写作的题材相对集中在几个较一致的领域和生活内容里。像以王十月、陈再见的创作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以邓一光、盛慧的创作城市文学，以王哲珠、黄金明的创作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以吴君、旧海棠的创作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以王威廉的创作为代表的精神性写作均是能展示广东小说写作实绩的丰硕成果。
一、打工文学的蜕变——走出厂房和流水线、走向文人文学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孕育了中国最早也最优秀的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像王十月、郑小琼、林坚、郭金牛等是这批打工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一直被视为广东文学界的“拳头产品”，是广东文学的一枝翘楚。经过30年的发展，广东“打工文学”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打工文学自创生以来所戴上的光环，也使得它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太多印象标签，似乎一提到“打工文学”就会让人想到厂房和流水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开拓和创新。其实，像王十月、塞壬这些作家，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他们对时代、人生和人性有自我的理解和判断，有自己擅长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不因他们是打工者而与其他文学写作者有什么天壤之别。而且“打工文学”自身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除了纯文学形式的打工文学外，还有许多通俗文学的类型，非常多元，非常丰富，不能一概而论。
在灿若群星的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中，有许多优秀的小说写手，如林坚、张伟明、周崇贤、钟道宇、郭建勋、戴斌、王十月、叶耳、曾楚桥、陈再见等。得益于广东活跃开放的文化环境，这批小说作家成长迅速，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已离开了工厂，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走到了广东文学的前沿岗位，成为专业或兼职作家。他们有切肤之痛的生活经验和扎实的创作基础，不时拿出一些足以进入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另外，随着生活场所、社会身份、生活内容的转变，这批打工作家中已有所成就者的写作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他们日益成熟坚实的写作也不断地扩展着打工文学的版图，改写着打工文学的基本面貌。2015年、2016年，他们同样写出了众多令人瞩目的作品。如陈再见的中篇小说《上帝的弃儿》，依旧以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者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我”曾是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经保安队长朱少吾（前工厂的车间保安）介绍，到社区阅览室做图书管理员。由打工者“我”引出因车祸父母双亡、童年遭细叔性侵而患上癔症并伤残的城市女孩柳宣，作者又把笔触伸进城市平民细叔灰暗的家庭生活，也写出了“我”身处农村的家庭和家人在疾病和贫困中的挣扎，还交代了经过个人努力做了保安队长最后又沦为通缉犯的朱少吾——他追求社会地位提升而又盲目的生命。跟陈再见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仍然关注他熟悉的在城市边缘游走的打工者和底层人物。不过这部作品不再停留在工厂或作为打工者原乡的乡村，打工者、底层边缘人和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境况也不是作品表述的中心。小说把主人公“我”的身份设定为从工厂普通工人转变而成的底层文化人，喜欢阅读，热衷于心理学特别是癔症的研究。这种基本情景的设置，就更多地把作品引领向了打工者、底层小人物那幽暗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窥这些上帝的弃儿们精神破碎、荒凉的处境。陈再见的另一篇小说《回县城》中的“我”不是农民工，但同样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的企业打工谋生，生活和家庭的负担让这个年近四十有文化的打工仔意兴阑珊。面对生活的局促和高不可攀的房价，“我”无法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置屋安居，只能回到家乡的县城买房。但真实的县城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来到县城，就像一个莫名其妙闯入异地的外来者，内心充满不知所措的慌乱感和不安全感。《回县城》呈现了打工一族生活中最普遍的尴尬：因为出身农村带来的竞争劣势和原始负担，让他们无力拥有城市的精彩；但也无法回到自我离弃的农村老家，只能选择回到一个更为隔阂和陌生的县城去安顿自己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回县城”也就成了谋食城市的一代打工者“回不去的故乡”的一种象征。陈再见抓取主人公的意识流动部分，展现了打工者无处归依的困顿。这种城乡都无处安放的生活，既是打工者的现实处境，也是他们精神上漂泊零落的写照。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陈再见不仅写出了打工者的前世今生，也把打工文学推向了对打工者的出路与精神归属的追问，这是对打工文学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