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想：用武力劫夺了土地，而后用汉奸们施行文治，便可以稳稳的拿住土地与人民了。他们以为汉奸们的确是中国人的代表，所以汉奸一登台，人民必定乐意服从，而大事定矣。同时，他们也以为中国的多少次革命都是几个野心的政客们耍的把戏，而人民一点也没受到影响。因此，利用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汉奸们，他们计算好，必定得到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而上下打成一片。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还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人。
以北平而言，他们万没想到他们所逮捕的成千论万的人，不管是在党的，还是与政党毫无关系的，几乎一致的恨恶日本人，一致的承认孙中山先生是国父。他们不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只以自己的狂傲推测中国人必定和五十年前一模一样，而忽略了五十年来的真正的历史。狂傲使他们变成色盲。
赶到两个特使死在了北平，日本人开始有了点“觉悟”。他们看出来，汉奸们的号召力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应当改弦更张，去掉几个老汉奸，而起用几个新汉奸。新汉奸最好是在党的，以便使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人们心平气和，乐意与日本人合作。假若找不到在党的，他们就须去找一两位亲日的学者或教授，替他们收服民心。同时，他们也须使新民会加紧的工作，把思想统制起来，用中日满一体与大东亚共荣，代替国民革命。同时，他们也必不能放弃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杀戮。他们必须恩威兼用，以杀戮配备“王道”。同时，战争已拖了一年多，而一点看不出速战速决的希望，所以他们必须尽力的搜括，把华北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去，以便以战养战。这与“王道”有根本的冲突，可是日本人的心里只会把事情分开，分成甲乙丙丁若干项目，每一项都须费尽心机去计划，去实行，而不会高视远瞩的通盘计算一下。他们是一出戏的演员，每个演员都极卖力气的表演，而忘了整部戏剧的主题与效果。他们有很好的小动作，可是他们的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