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呢？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其时，嘉庆帝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嘉庆帝没能容下来，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迟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时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可是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辨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毫无疑问，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因为在洪亮吉身上，其实就有一副拯救帝国的良方。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洞见。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5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200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两亿左右，嘉庆十七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事实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